在深圳有超过20万学童要在凌晨5点赶去香港读书

过去20年来，香港与内地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容易跨越，而在这界限间，始终横亘着一个名为“双非儿童”的特殊群体。

这群出生在香港、生活在深圳的孩子，拥有香港户口、享受香港人的一切福利，一出生便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。

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由于这些孩子的家庭不愿意放弃香港户口以及其带来的教育资源，许多双非学童开始了漫长的跨境求学路。

福田口岸排着队等待跨境上学的孩子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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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每天往返于深港两地，清晨过关去香港上学，下午又过关回到深圳的家，朝六晚六、一周双休，成为两地密切交流的象征之一。

城市面貌的转换，普通话和粤语的切换…是每天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的事情。

路途的艰苦、两地的文化差异、自我的身份认同甚至是家庭矛盾的升级…一切都让这些孩子的求学之路十分不易。但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，他们始终如被保护在玻璃罩内的鲜花，离真正的香港社会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。

电影《过春天》中的女主角佩佩就是一位 居住在深圳却在香港上学的中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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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港难融、回归无门，双非儿童面临的尴尬和困境实际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。

但最让人担心的，是随着这群孩子的长大，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潮流可能正将他们塑造成一个孤独、撕裂而没有认同感的群体。

如果时间可以倒退，那些为了节省20万超生罚款，把孩子生在香港的“双非妈妈”，还会坚持一样的选择吗?

双城记：跨境学童的一天

清晨5点，当深圳大多数人还在熟睡时，小女孩文菡的父母已经早早起床，为新的一天做准备。

6时20分，文太太的手机闹铃响起，她随即走进卧室叫醒准备去香港上学的女儿。文菡揉着睡眼到洗手间梳洗并换好校服，然后坐在客厅的小凳子上，等妈妈帮她梳辫子。

“证件是至关重要的，忘带就过不了关!”出门前，文太太为女儿打点好一切，带上证件、书包、课外活动物品等，准备一同出发前往“校巴”站。

早晨6:30，在深圳福田区随处可见送孩子到边检大楼的父母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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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时05分，跨境“校巴”准时发车，大约7时半抵达皇岗口岸，边检人员上车替孩子们逐一办理通关手续，大约15分钟，便完成对车上所有学生的检查。

为保障学童的安全和过境的秩序，深港多个口岸于跨境学童通关的繁忙时段辟出“跨境学童专用通道”，并设有“学童候检区域”。

在福田口岸，小女孩一个人站在隔离栏杆旁，望着眼前的边检窗口，等待开始过关。

对于这些每天穿梭于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孩子来说，小小年纪就要学会“独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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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方便跨境学童的出入境，香港口岸和深圳边检总站，都利用信息科技和便携式装置，优化学童过关时所需办理的出入境手续，每名学童的通关时间仅需几秒钟。

此刻，跨境上学的旅程走了大半，车上大部分孩子已呼呼入睡，原本喧闹的车厢变得安静。

早晨6:40和7:40，是跨境学童入关的高峰期，

没有赶上小车的孩子，就要由父母抱着送到边检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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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初，“跨境儿童”的父母利用了香港生育入籍政策，有的是为了躲避内地计生政策的超生处罚，有的则是让子女能够获得香港优质教育资源，其行为带有很强的投机性。

只是如今看来，眼看孩子去香港读书既辛苦又不划算，但这些家庭却无法回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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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家长们是否后悔，政府是否调整决策，孩子们是无辜的。和文菡一样，每天仍有上万名这样的孩子在口岸两侧奔波往返，花在上学路上的时间少则两个小时，多则五个小时。

当他们起早贪黑深夜往返在港陆之间，消化着父母巨大的期望，却难以寻找到自己需要的身份认同。

3万跨境学童未出生，生活已被预设

香港青年协会针对小学四年级至中三跨境学童的调查显示，近两成半受访学童每日耗费3小时至5小时往返住所与学校;超过四成孩童为了赶上过境回家，没有参与课外活动;超过两成孩童觉得自己的学习机会比其他同学少。

由于在往返学校的交通上花去了较长时间，这些孩子没有办法享受完整的校园生活，更缺乏同学、老师等普通学生所能在学校里形成的社交网络，难以融入香港社会。

早上7:30，爷爷已经带着小孙女到了福田口岸，

等着保姆公司的阿姨们带孩子过关。小女孩困得边打哈欠边伸懒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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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文大学曾深入调研过港深家庭的跨境活动，他们发现这些孩子对香港的了解仅限于学校与家之间的往返途中，由于活动范围受限，几乎难以参与香港的社区活动，也缺少同香港本地人相处的机会。

在学校，他们需要用粤语不断融入香港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;回到家中，则在内地文化环境中以普通话开始另一种生活，显得进退两难。

这些拥有内地人和香港人双重身份的孩子，一方面缺乏在内地的同学圈和学校知识体系，另一方面又缺乏在香港的社会生活经验。种种差异下有调查显示，近8成的学童家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，如亲子沟通问题、教导问题等，影响学童的学业和情绪。

加上大多数孩子的家长身在内地，无法与学校老师形成良好的沟通，更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。

跨境学童最好的朋友通常都是每天一起上学放学的同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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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孩子经历着身份认同的困苦，他们的父母同样不易。为了接送孩子通勤，父母两人中必须至少牺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，这意味着持续的家庭经济损失。许多家庭都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、精力甚至职业，来换取孩子眼下拥有的一切。

2013年，香港中文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，调查显示，居住在深圳的跨境家庭“超过四成受访家庭因感情或子女管教问题产生冲突，曾经跟亲友谈论离婚者占到近四分之一”。

电影《过春天》的导演白雪在与各年龄段的跨境学童聊天中，接触到了一群16岁左右的少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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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们的爸爸都是香港人，妈妈则是内地人，每天从深圳出发前往香港读中学，“她们脸上的胶原蛋白还很多，但是少了青春少女该有的光彩和飞扬。”

接触久了，女孩们渐渐对白雪敞开心扉，白雪发现女孩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问题，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些秘密，“深到她们自己都不想去触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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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被问及“你觉得自己是哪里人”时，女孩们的眼神躲躲闪闪，只是回答：我有香港身份。

“她们在深圳说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，一扭脸就可以变成地道的港式粤语，接起妈妈电话的时候也可以操一口流利的湖南话。”

白雪回忆这些女孩，“她们的身份在不停地切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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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港产子的疯狂年代

深港跨境学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。

香港回归之前，这一群体仅有数百人，但随着自由行的开放，深港两地人员、经贸往来日益频繁，非香港人在香港所生的孩子人数也日益增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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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时，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婴儿仅为620名，这一年香港终审法院判决“双非”儿童(注：父母双方皆为内地居民的儿童)庄丰源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。

2003年，香港向内地游客开放自由行。内地赴港生子趋势迅速升温，到2010年和2011年高峰，出生人数已经跃升到每年3万多名，占当年全港出生婴儿总数的37%。

2012年有香港人在《苹果日报》刊登反蝗言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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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此影响，自2013年1月起，香港政府全面实施“零双非”政策，“双非”儿童人数从此停止增长。

但在过去十多年间，超过20万在香港出生的“双非”婴儿已逐渐成长到学龄阶段。这些拿着香港身份的孩子，大多数都没在香港成长。

因为不愿意放弃香港户口以及其带来的教育资源，许多跨境学童开始了漫长的跨境求学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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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深圳福田口岸，每天早上都会有许多小朋友在保姆的陪伴下排队过关，成为口岸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2003年9月，深圳边检总站在罗湖口岸首次开通了“深港跨境学童专用通道”，将学童与其他旅客分开验放。海关数据显示，2018年深港跨境学童人数创纪录地达到了3万余人。

这些背着书包，穿着校服，脖子上挂着过关证件的小朋友们，排队等待过关，去往香港，开始新一天的课程。这样的奔波，在成人看来都甚是辛苦，但孩子们却觉得很有意思，每天可以和同学一起排队坐校车，来回地过关，刷胸前的卡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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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深圳出台了应对政策，双非儿童从2017年秋季学期可凭积分入读深圳的公办学校，新政策的出台解决了双非儿童家长在教育上的困难，但包括社会福利保障在内的一系列问题，仍然有待解决和完善。

只是对许多在困境之中的双非家庭来说，这让他们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。

暑往秋来，过了这夏天，新的一个学期即将开始，接近3万人的跨境学童也都迎来了新的开始。

一年又一年，这群孩子走在深圳河两端闸口的日子，可能会伴随着他们从小学、幼儿园、初中…一直到他们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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